金融研究所第五次“学术沙龙”纪要
2009-09-25 浏览次数：98 评论 0 条
9月10日下午，金融研究所举行第五次学术沙龙活动，李海生讲师作了《控制权私利研究进展综述和可借鉴的启示》的主题发言。
从系统回顾有关控制权私利研究度量的文献入手，李老师首先分析控制权私利的度量模型，典型介绍了基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价格差额法，此种方法以2004年Dyck & Zingales采用的控股股东协议转让的价格差额测量最具代表性，他们对1990年开始的10年间，包括巴西、阿根廷、意大利、美国、英国、日本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项控股股东协议转让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控制权私利差异很大，巴西最高，日本最低，日本的控制权私利不仅远低于控制权私利均值10%—20%，而且为负值。Dyck等给出原因：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严格的投资者权益保护、普遍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透明的外部审查制度几乎不存在，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空间无法有效减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对控制权私利限制大，并且控股股东没有高度控股，其行为透明度高，外部股东监督有力，法规监管有效，因此控制权私利程度不严重。李老师指出主流文献将控制权收益视为控制权私利这一理论定性存在不当。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获取和维护成本的合理补偿，也可以说是大股东投资于控制权所获得的正常投资收益，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刘少波，2007)。大股东剥削——控制权私利的实质是攫取超出控制权收益的那一部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剥削的载体、具体存在形式是控制权私利——大股东剥削，是因大股东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导致公司绩效的改进进而使公司价值增加的部分减控制权获取和维护成本的合理补偿。
主题发言人还分析了控制权私利与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偏离、控股股东控制力——权力指数测算、股东控制的利益侵占效应、控制权市场上的协议转让溢价的关系，以及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模型等内容。他特别强调了舆论外权力披露（Published Press Enforcement）、税收征管（Tax Revenues）等外部约束在控制权私利监管中的积极作用：以法律、道德与文化为主的外部的重要环境隐性约束监督权力方，综合而言，它们是一种隐性公司治理机制可抑制控制权私利。舆论外权力披露力度越强，投资组合收益和企业回报越高，控股股东较少出现与上市公司发生恶性担保、盈余管理甚至资金强占的问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剥削控制权私利这种现象越不容易出现。最后还明确地提出抵制控制权私利命题：最重要的是加大舆论外权力披露力度，使之促进企业间的竞争应对控制权私利，第二通过提高舆论披露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第三利用舆论引导股权分散限制垄断行业。最后他还给出了对我国控制权私利研究的启示，包括控制权私利的测量、控制权私利对企业价值、业绩及盈余管理等行为的影响等，以及利用面板数据等模型推测远期状况，呈现解释变量与风险之间的联系，各个因素对回归方程独立贡献的多变量分析等内容。
我国证券市场上控股者利用特权剥削中小股东利益问题较明显，对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获取私利做一较为深入探索，对微观的公司经营或对宏观的资本市场结构将有所裨益，有助于降低违法操作发生的可能性，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地发展。评论者认为：鉴于控制权私利的经验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交叉性问题，主题发言人坚持学术上的严谨性，依据大量英文原著，广泛参考国内外的学术成果，包括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大量成果，尽可能描述发展脉络、研讨重点和前沿课题。该主题发言是基于控制权私利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提炼而成，其中包括了一些新见解或新观点，通过这些富有探索性的内容可深入了解有关控制权私利的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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