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简报第1期(总第8期)

2010-06-21 浏览次数:0 评论 0


基地三年建设概览

 

编者按: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于20059月被批准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截止2008年底,已完成第一期的建设。过去的三年多来,在广东省教育厅和暨南大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本基地按照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标准和暨南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要求,努力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咨询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好完成了本建设期内的建设任务和预期目标。根据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要求,本基地已向广东省教育厅申请第一期建设情况的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摘登于此。

 

基地概况

 

基地名称: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

批准时间:20059

负 责 人:刘少波

依托学校:暨南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2)微观金融理论与实证;(3)金融机构与金融产业组织;(4)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学术委员会:

主任:白钦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曹龙骐  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家骝  中山大学行为金融与金融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胜刚  湖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凌江怀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少波  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学研究

 

1.科研力量雄厚,研究特色优势明显,团队作用突出。

1)本基地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38人,其中专职研究人员 24 人;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10 人(其中 9 人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10人、讲师 4 人;专职研究人员除1人为硕士外,其余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同时,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次、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次、珠江学者2人次、广东省教育厅“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2人次、校级对象4人次、广东省委宣传部“十百千工程” 省级培养对象1人次。

2)基地不断凝炼学科方向,整合资源优势与研究专长,研究特色日趋明显,逐步形成了“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微观金融理论与实证”、“金融机构与金融产业组织”、“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等优势明显、具有特色和方向显示度的研究方向,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团队。这几个团队凝聚了本基地的核心研究力量,在基地建设的各个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中,由刘少波教授领衔的“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团队”因成绩突出,被广东省教育厅授予“千百十工程”先进团队称号。

2.科研成果丰硕,成果质量和学术水平较高

1)论文。本基地在建设期内共发表论文421篇,其中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SSCISCIEI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在CSSCI和一般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

2)著作。本基地研究人员近年共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25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由刘少波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产业经济与金融经济系列丛书”(共12部)和冯邦彦著的《香港金融业百年》等。

3)获奖。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本基地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近年先后获得

各项奖励39项,其中,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3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15 项,其他省部级奖9项、厅局级及其他奖 12 项;在所有所获奖项中,

省部级奖27项,占69%;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13 项、三等奖13项(见下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评奖范围为2006-2007年度成果的第三届广东省哲学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省部级奖
其它奖
合计
一等
二等
三等
合计
数量(项)
27
12
39
13
13
13
39
比例(%)
69
31
100
33.3
33.3
33.3
100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本基地研究人员有3项成果获得一等奖,占该届全部

一等奖的10%多,分别是:刘少波的《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

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一文,王聪等的《我国商业银行效率

结构研究》一文,韩兆洲等的《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障――广东最低工资调研与统

计测算模型研究》一书。

3.承担大量研究课题,项目层次高、经费多。

  在建设期内,本基地研究人员完成的在研课题和新获批课题共80项,其中,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3项,占 16 %;省部级项目28项,

35 %;厅局级项目17项,占 21%;;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22项,

28%。这些项目的总经费近700 万元。从这些项目的级别来看,省部级以上的

高层次项目超过一半,达51%(见下表)。

项目类别

数量(项)

比例(%

金额(万)

比例(%

国家级

13

16

140

20

省部级

28

35

153.5

22

厅局级

17

21

186.1

27

横向项目

22

28

219.47

31

合计

80

100

699.07

100

 

 

 

 

 

 

 

 


4. 暨南大学金融学科200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特别是在基地建设的强有力支撑下,暨南大学金融

学科于200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跻身于全国10个金融学国家重点学科之列。

 

 

标志性成果简介

 

1、《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成果形式:论文;成果完成人:刘少波;成果来源:《经济研究》2007年第2

 

一、基本内容和结构

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本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现有研究无法解释的四个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任务,并为本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大股东侵害问题提供了空间。

第二部分具体讨论现有文献对控制权收益的理论定性及其悖论,通过引入对控制权成本和控制权收益的成本的分析后,本文发现并具体论证了国外主流学术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理论存在的三个悖论,即控制权收益与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悖论、控制权收益与其可持续性实现的悖论、控制权收益与市场均衡的悖论。

第三部分是对主流学术文献中相关理论的一个修正。本部分对控制权收益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了新的界定,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提出并论证了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逻辑地证明了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无关,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

 

二、主要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

(一)主要理论创新

本文的主要创新和学术贡献,是对国外主流学术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理论做出了修正,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具体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国外主流学术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主流观点将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视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削,本文认为这一定性必然导致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1)如果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则这种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因为它会随法律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强弱而消长。当法律保护很完善时,控制权收益就难以存在。但为何像美国这样法律保护较完善的国家,其控制权市场的争夺如此激烈?(2)如果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外部投资者的剥夺,势必会损害公司长期发展的根基,最终使公司走向衰败并使控制权收益的获取难以为继。既然如此,大股东为什么要以“杀鸡取卵”这种损害其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谋取控制权收益;同时,从现实的情况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行为为什么并未导致这类公司大量走向衰败?(3)既然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它就只能是一种超额收益,但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上,超额收益的存在是不可能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为什么会在均衡状态下长期存在超额收益?(4)如果控制权收益是掌握控制权的大股东应当获得的收益,为什么这一过程会给大股东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难免遭受法律诉讼?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现有文献对控制权收益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可能存在定性不当或错误。

2、在同类研究中,首次引入了控制权成本这一范畴,并以此展开对相关理论的修正和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之所以将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直接等同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削,关键在于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忽略了控制权收益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因为如果控制权不能给它的拥有者带来收益的话,掌握控制权就可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现实中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如此激烈,恰好说明掌握控制权是有意义的。这就逻辑地规定了控制权收益应该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第二,忽略了控制权是有成本的。以往的研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将控制权收益视为是一种没有支付成本的收益,是一种超额收益,因此就很容易得出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削的定性。本文首次论证了控制权成本的存在性及其结构,为本文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和本文的核心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点。

3、首次指出并论证了主流文献中将控制权收益视为大股东侵害这一理论定性存在的悖论,即控制权收益与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悖论、控制权收益与其可持续性实现的悖论、控制权收益与市场均衡的悖论。这些悖论的存在表明,现有文献对控制权收益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很显然存在定性不当甚至是错误定性。既然是定性不当甚至是错误定性,这就构成了本文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4、对控制权收益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对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现有理论做出了修正。本文认为,控制权收益应定性为对控制权成本的合理补偿,也可以说是大股东投资于控制权所获得的正常投资收益,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这就意味着控制权收益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而非悖理非法的收益,是大股东正常的而非超额性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回报而非对其他股东的侵害。这样定义控制权收益后,本文较圆满地回答和解释了论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四个问题和第三部分的三个悖论,具体来说:一方面,可以使控制权成本的补偿问题具有合理的形式,并因此使控制权的获得和维护对其拥有者具有实际意义,从而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现实中控制权的争夺如此激烈;另一方面,可以较好地解释上文述及的控制权收益的三个悖论:由于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非对中小股东的剥夺,因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规范并不同时意味着对控制权收益的排斥和剥夺;由于这是一种合理的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获取和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公司的“掏空”而使公司走向衰败、进而从根本上毁灭控制权收益所依以存在的根基,从而使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具有可持续性的可能,这同时也可解释现代公司中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并未导致这些公司因此走向衰败这一客观事实;由于控制权收益并非对控制权正常收益之外的超额回报(因为如果没有正常收益的话又何来的超额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市场均衡的破坏;再一方面,既然控制权收益是这样性质的一种收益,理论上说其获取者就不应再承受控制权成本以外的其他风险及成本,从而有助于解释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这一概念内含的逻辑矛盾,进而有助于解释为何“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对谋取这一收益者的约束作用,即前文所述的那些所谓的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实际上并非是此处我们所定性的控制权收益所具有的成本,而应是超出这一正常控制权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所面临的风险或成本,而这种收益的风险才真正是“窃贼的风险”,所以这种风险才对它的行为者具有约束或威慑作用。

5、对控制权收益的实现载体做出了新的探讨,并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当我们对控制权收益内涵做出了新的界定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控制权收益不再是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那末它的载体是什么,或者说它的具体存在形式是什么?根据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获取和维护成本的合理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这一规定,本文提出应将因大股东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导致公司绩效的改进进而使公司价值增加的部分,作为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基本实现载体。经过这样的理论处理,控制权成本便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控制权的收益亦有了合理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并非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因为中小股东并未遭到任何损失,充其量只是使其不再具有“搭便车”的可能和不再享受“搭便车”的好处。但是,由此则形成了对控制性股东监督行为的激励性制度安排。就此而论,本文对控制权收益的修正和重新界定,具有激励大股东监督行为和抑制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双重效应。因此,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6、首次提出并论述了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论证了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由于现实中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我们否定了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而又不能提出新的有概括力的概念来从理论上揭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的话,本文的整个逻辑结构最终就可能难以成立。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使本文的整个理论逻辑最终得以形成。为了进一步理解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这两个概念并深化本文的思想,论文具体讨论了两者的异同。

总之,本文有破有立,观点和逻辑自成一体,在概念和范畴创新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遵循了基础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和学术规范,全文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都有较显著的创新并且具有原始性创新的性质。

(二)学术价值

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股权高度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目的在于寻找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大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已成为更主要的代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大股东利用控制权谋取私利并因此侵害小股东的利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法经济学”,试图揭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但存在本文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因此,本文研究的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主题。本文在上述六个方面的理论创新,凸显了本文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1)本文的观点和理论框架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实质的认识,并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讨论大股东侵害问题;(2)本文的观点对法律如何保护投资者(包括大股东)的正当权益,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即我们认为大股东的正当权益也应当保护,法律制裁的应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的行为;(3)本文对控制权收益的修正和重新界定,具有激励大股东监督行为和抑制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双重效应;(4)为控制权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即我们认控制权收益是一种合理合法的收益,这对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具有很积极的意义,在我国尤其如此。

三、研究方法

本文没有使用时下的经济学论文普遍使用的数理模型和实证方法,主要使用的是逻辑推理方法,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逐层递进,形成了一个较严密的逻辑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完成了对本文观点和思想的论证。

四、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本文讨论的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主题,而且是对主流文献中的主流观点的一个修正,本文有破有立,观点和逻辑自成一体,在概念和范畴创新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全文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都有较显著的创新。因此,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特别作为封面重点文章予以推介;同时,对本文观点的引用文献也越来越多,根据检索CNKI数据库,目前本文被引次数为30次;此外,本文于2008年被广东经济学会评选为“广东经济学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重要影响的部分代表作”之一,本文还分别被评为广东金融学会第五届广东金融优秀成果一等奖、广东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政府奖)。

 

 

 

 

2、《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结构研究》

成果形式:论文;成果完成人:王聪 谭政勋;成果来源:《经济研究》2007年第7

 

一、论文结构与基本观点

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分成五个部分,分别是:引言,研究方法设计,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及动态变化,X-效率的影响因素:宏观环境、产权制度及市场结构,政策建议。

1)实证模型和投入产出指标设计的精心设计。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对各种效率测算模型、方法进行了综合、详细的归纳、比较和分析,并总结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合理的效率测算方法和投入产出指标。

2)采用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调整的随机前沿法(SFA)测算了1990-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X-利润效率、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及其动态变化。在面临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X-利润效率水平存在结构性差别,且依次递增;两类商业银行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效率,国有商业银行在大多数年份里的规模效率好于股份制银行,从时间趋势来说,两类商业银行由于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正在逐步减弱且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国有银行几乎不存在范围效率,股份制银行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围效率,但从时间趋势来看,范围效率逐步减弱。

3)在同一个框架下系统分析了宏观因素、产权制度与市场结构对效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实证检验发现,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对X-利润效率水平产生正影响;CPI和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衡量的企业整体效益状况对X-利润效率水平产生了负影响;所有宏观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影响最大。产权制度是造成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效率差异的关键原因,市场竞争程度对商业银行效率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且两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4)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主要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

    1)选题角度新颖。

在同一个框架下系统研究宏观因素、产权制度与市场结构对效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尤其是从宏观层面、制度层面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机制及其波动的文献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次贷危机的爆发,再次证明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微观效率和银行体系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从理论上对各种效率测算模型、方法进行了综合、详细的归纳、比较和分析,并总结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合理的效率测算方法和投入产出指标。

3)实证结论创新。

通过系统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这与发达国家银行可能存在较大不同。即使不考虑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的影响,股份制银行作为整体,效率显著高于国有银行,两类银行效率存在结构性差别;考虑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后,效率差别更大。

产权制度是造成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效率差异的关键原因,市场竞争程度对商业银行效率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且两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4)本文所提出的宏观经济波动、资产价格波动对商业银行效率及银行体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角度将拓宽有关银行研究的视野,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证明本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三、研究方法

从理论上对各种效率测算模型、方法进行了综合、详细的归纳、比较和分析,并总结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合理的效率测算方法和投入产出指标。

样本期限长,样本数量多,随机因素的影响较大,非参数方法的结果不准确。在19902003年中,中国商业银行的营运效率不稳定;自由分布法的另外一个缺陷是,用DFA分析效率的影响因素一定要分两次回归,而两次回归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估算误差。SFA不仅能够区分低效率值和随机误差项,测算不同个体的效率水平,还可对那些影响效率水平的因素作进一步分析。所以采用随机前沿方法来测算中国商业银行效率。

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存在相当比例的不良资产,而四大国有银行在2002年以前没有提取不良资产准备金或者比例非常低,实际成本被低估、实际税前利润被高估,实际总资产被高估;所以用总成本、或总成本与总资产之比作为因变量均不合理。总成本作为因变量会低估成本、高估效率;总成本与总资产之比作为因变量从分子分母两个方面低估四大国有银行的成本,高估X-成本效率。但选择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作为因变量,从分母修正了四大国银行被高估的利润,所以,一方面提高了数据质量,另一方面控制了规模对X-效率的影响。把营业收入视为产出,一是因为贷款和投资只能反映产出的数量,而不能反映产出的质量,在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40%的情况下,在将贷款视为产出的基础上,将收入视为产出能更准确反应银行的效率状况和银行间的效率差别,测算结果更加准确、结论更加可靠;二是除贷款活动和投资活动外,我国商业银行或多或少从事了中间业务,营业收入能更加全面反映银行产出。

四、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该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在于:(1)如何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特殊情况,辨证否定的吸收西方经济和方法,构造符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型和指标,探索性的建立了中国银行制度效率的分析框架。(2)本文提出的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重新分配激励资源,最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和金融资源利用率;应重视商业银行体系市场结构的多元化;产权结构改革与市场结构改革并重;允许商业银行适度混业经营等对策建议被中央宣传部社科规划办主办的《成果要报》(2007年第16期,总第416期)摘发。本文被评为广东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政府奖)。

 

 

 

 

3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Partial Privatization and Firm Valuation: Evidence from Publicly Lsited Firms in China

成果形式:论文;成果完成人:苏冬蔚等;成果来源: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8年第8

 

一、论文结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一)论文结构

本文发表在金融学国际权威期刊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上。论文首次系统研究了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及其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论文不仅构建了独特的数据库,而且使用多种前沿的方法解决多元化决策与企业价值互为内生的计量问题。论文的计量方法和结果对学界研究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具有较高的指导作用。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了有关多元化等的前期知识,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变量和假设,构建多元化程度和企业价值的相关指标等内容,第四部分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定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详细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第五部分通过建立模型,深入分析了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第六部分使用多种前沿的方法解决多元化决策与企业价值互为内生的计量问题,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基本内容

本文对2000年底前在沪、深证交所上市的926家公司在2000-2002年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标准,将公司的各项主要业务重新归类,在此基础上选定了数据,建立起符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多元化经营程度指标。此外针对非全流通下企业价值难以衡量的特殊问题,本文从不同角度计算企业价值,并采用合理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的经验关系。

近年来,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与探讨。多元化经营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抵御外部风险,化解竞争威胁并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还能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进行公司内资源的有效再分配,从而突破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约束的瓶颈,创造价值,产生的效果即多元化溢价,但从多元化作为一项经营战略和管理方式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看,我国股权高度集中,国家股在公司总股本中占绝对优势,处于第一大股东的位置。委托主体不明确,委托代理链过长,缺乏内在的连接机制。没有一个人格化的利益主体,直接造成了国有产权的不明晰。股权结构不合理,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中小股东和债权人、职工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公司的内部人侵蚀股东权力,使股东大会形骸化,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必将影响投资信心,导致证券市场的混乱与萎缩。对公司资产的掠夺,造成公司资产空心化,债权人、职工的权利没有保障。这即是多元化理论中的“政治成本假设”,对于我国的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而言,实证分析尤显重要。

1.根据专业化公司与多元化公司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各类指标的均值、标准差等内容,可知多元化公司与专业化公司的Tobin's q 各为 2.2245 2.0947KolmogorovSmirnov两样本差别t检验为2.7198,在1%水平上统计是显著的,这就表明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企业价值。同时也表明多元化企业在其它指标上与专业化公司显著不同。如果将样本分为两维度:多元化与专业化公司、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结果也基本一致,多元化的上市公司比专业化公司具有较高的企业价值,只是非政府控制公司中样本有所不同。比较起来,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比政府控制的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Tobin's q。这些结果表明政府控制是多元化影响企业价值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结果中几乎所有数据的行、列、对角检验都是显著的。控制住终极所有者的类型后,多元化的上市公司比专业化公司具有较高的资产增长率等。控制住多元化因素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资产增长率小。针对多元化、企业价值、政府控制之间具有错综复杂关系。本文建立起一个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为科学准确地反映多元化、企业价值间的关系,还考虑了稳健性检验问题。面板回归结果与它们的异览表一致性t检验反映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多元化的上市公司的Tobin's q显著高于专业化公司,政府控制极大地损害了Tobin's q,这些证据都提示我们政府控制程度影响了多元化与企业价值间的关系。以上结果与多元化理论中的“政治成本假设”基本一致。

2.多元化经营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为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优势来加速自身成长而在相关或无关联的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跨产品或跨行业的扩张性经营活动, 如收购、兼并、重组和管理权接管等。为了进一步研究多元化对企业价值的边际影响,本文分别以不同的企业价值指标为自变量, 以多元化程度的概率指标为因变量,回归系数就是多元化公司与专业化公司的企业价值之差,同样,回归系数可以被理解为在某个行业实施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的边际贡献。在多元化决策的Logit影响因素回归中,本文发现Tobin's q的边际贡献为正。同时也发现了多元化理论中的“政治成本假设”的证据。

3. 论文的计量方法和结果对学界研究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具有较高的指导作用。如使用了多种前沿的方法解决多元化决策与企业价值的问题。

(三)主要观点

Lang首次发现美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折扣后,各国学者对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的理论与经验关系进行了不懈的研究,考虑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委托代理问题比较复杂,在委托代理链中政府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多层次的委托代理链弱化了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对公司的索取权和生产经营控制权,加大了委托代理成本。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考量,国家股对上市公司的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股权分置改革后,原来流通股东失去分类表决机制的保护伞,相对控股股东更容易利用关联交易,将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使中小股东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其通过关联交易获利的动机越强。还有,如果大股东过于关注股价的涨跌,可能会利用股价涨跌进行高抛低吸,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粉饰财务报告、利用内幕信息操纵市场,最终损害到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建立起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数据库,通过不同方法衡量多元化程度和企业价值并检验两者的经验关系, 发现:

第一,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的Tobin's q显著高于专业化公司。

第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比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Tobin's q

第三,当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是内生性决策问题时,其Tobin's q显著高于专业化公司。

最后,政府控制的多元化上市公司比非政府控制的多元化上市公司具有较低的Tobin's q

在此基础上,本文估计上市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融资依赖程度,间接检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多元化决策的经验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较为有效。本文认为,在我国由于大中型上市公司一般是由国企改制上市,这些公司主要为国家控股,因此一股独大,内部人即国企上市公司经理或董事控制现象严重。由于内部人比外部人拥有信息优势,有很高的经营技巧,因此内部人掌握控制权有助于上市公司迅速发展,但是由于股东即国家的目标效用不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行为有可能偏离股东的要求,使股东蒙受巨大损失,“政府成本假设”下多元化的影响是存在的。

二、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本文首次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及其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其次研究了“政府成本假设”下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的影响因素问题,论文不仅构建了独特的数据库,而且使用多种前沿的方法解决多元化决策与企业价值互为内生的计量问题。论文的计量方法和结果对学界研究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具有较高的指导作用。

本文对2000年底前在沪、深证交所上市的926家公司在2000-2002年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 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标准,将公司的各项主要业务重新归类, 在此基础上选定了数据,建立起符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多元化经营程度指标。此外,针对非全流通下企业价值难以衡量的特殊问题, 本文从不同角度计算企业价值,并采用合理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的经验关系。

本文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溢价即控制住影响企业价值的其他变量,多元化公司具有较高的市值--账面值比等, 深入研究多元化溢价的形成原因,进一步发现产生多元化溢价的原因是价值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并且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可能较为有效。

总的来说,上市公司多元化决策与企业价值是各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颇具本土特色的课题,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比较大。本文首次系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清晰描述,这些对于理解企业多元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内容尚未见于国内文献。

三、研究方法

本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研, 剔除了样本内那些已被查明提供虚假信息或涉嫌财务造假且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司,选取926家公司的财务数据为原始样本,从网上公司年度报告中收集主营业务和分行业业务收入数据, 从深圳国泰安信息有限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中获取财务数据。在构建了独特的数据库后,使用多种前沿的方法解决多元化决策与企业价值互为内生的计量问题。

(一)多元化经营程度与企业价值的度量方法

1. 收入Herfindahl指数法, 它为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多元化程度越高, 指数就越低。有时也考虑行业数的度量方法(主营业务所涉及的行业个数)等。

2.鉴于企业价值受品牌、信誉、社会资本以及价值创造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使用Tobin's q法衡量上市公司价值,即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市值与长期负债市值之和除以资产重置成本等。

(二)多元面板模型方法

在完成变量设置后, 本文建立了多元面板模型,研究企业价值、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多元化决策等间的关系问题。

(三)工具变量回归、Heckman自选、倾向得分相配方法

目前论文中的工具变量回归计量方法对学界具有较高的指导作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等的步骤如下:

第一,估计多元化企业的概率。

第二,利用已估计的多元化的概率为工具变量去回归多元化决策问题。

最后,利用第二的拟合值去讨论企业价值的影响。

四、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由于数据披露的限制,我国多元化经营的经验研究还很缺乏,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存在较多争议。该研究充实了新兴市场关于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研究文献,对增进转轨经济下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认识也有所帮助。这是一篇使用严谨的理论和实证方法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论文引用多次,为提高我国金融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论文为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行为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证据。论文的实证结果与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实证技巧对解决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论文开拓了在市场微观结构方向上的研究视角,为后期研究合理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目前,我国微观金融的研究水平与国际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成果(如SSCI期刊论文)很少,作者积极跟踪金融学的国际前沿发展动态,具有较高创新性的此科研成果标志着在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上取得的突破,这一在微观金融学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论文,为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谙熟现代金融理论并掌握规范研究方法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和研究生,为提高我国微观金融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4、《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

成果形式:论文;成果完成人:苏冬蔚;成果来源:《经济研究》2008年第9

 

一、论文结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一)论文结构

2008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首次估计出符合我国股市微观结构的噪声交易高频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噪声交易与信息不对称、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等市场质量指标之间的经验关系。论文对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信息披露制度和交易监控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论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提出定量分析噪声交易,揭示噪声交易与流动性、波动性、信息不对称和有效性等市场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构建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的度量指标,第四部分运用科学合理的实证方法,分析我国股市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的经验关系。第五部分针对噪声交易与信息不对称、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等市场质量指标之间的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基本内容

本文构建了度量指标,通过运用科学合理的实证方法,分析我国股市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的经验关系。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中的噪声交易和各类市场质量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可知噪声交易的标准差远远大于各市场质量指标;噪声交易与波动性、交投活跃程度、报价半价差和信息不对称呈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实际半价差则呈负相关关系(仅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密切相关。

根据噪声交易、波动性、流动性和信息不对称之间错综复杂的经验关系,本文建立起一个动态的向量自回归(VAR) 模型,使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均为内生变量且取决于相互之间的滞后项,从而科学准确地反映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

本文使用最大似然法,通过GAUSS 计量软件的BHHH 运算程序分别估计出32 家样本股的VAR 模型参数,发现了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之间的经验关系。首先,噪声交易、报价半价差、换手率、信息不对称和波动性都具有明显的一阶正自相关性。其次,噪声交易越大,报价半价差和换手率就越高,换言之,噪声交易对我国股市流动性的影响比较复杂,噪声交易提高了交投活跃程度,同时却增加了执行成本,扩大了限价委托簿上平均委卖价和平均委买价之差。本文认为,我国股市上私人信息可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即知情交易者拥有类似的私人信息,因此知情交易者之间的竞争使噪声交易和知情交易同时增加,如果知情交易的增加速度大于噪声交易,那么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就可能加大,执行成本也就会上升。第三,噪声交易越多,价格波动幅度就越大。噪声交易者的情绪及其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可能是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第四,噪声交易越多,实际半价差就越小。鉴于市场有效性要求实际半价差服从不可预测的随机过程,噪声交易削弱了市场有效性。第五,噪声交易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不大。本文认为,我国股市有效性弱的原因不在于知情交易者的市场操纵,而在于市场需求无法及时汇总私人信息或私人信息具有一定的持久性。第六,信息不对称和报价半价差之间存在双向因果的反馈关系,即买卖价差是投资者类别和信息不对称的函数,噪声交易增加,买卖价差扩大,同时,信息不对称是股价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第七,我国股市的噪声交易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受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和波动性的影响较小。最后本文特别强调,监管当局必须进一步规范交易异常波动公开信息披露制度,如公布交易异常波动期间累计买入、卖出金额前五至十家会员营业部或席位的名称及其各自累计买入、卖出金额等。此外,证交所必须加强市场交易实时动态监控和事后统计分析的科学性,并提高对价量异常波动和交易异常行为进行预警和报警的准确率,及时发现和处理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的交易秩序,才能增加资产价格的信息含量,有效减少噪声交易对市场质量的负面影响。

(三)主要观点

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的理论和经验关系仍然是微观金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般而言,噪声交易导致投资者对信息反应过度,使价格波动性和信息不对称增大,从而降低了价格发现效率和市场质量。本文通过行业、规模、负债和成长能力的配对,首次估计出符合我国股市微观结构的噪声交易高频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噪声交易与信息不对称、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等市场质量指标之间的经验关系,发现:我国股市私人信息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持久性。噪声交易提高了交投活跃程度,同时却扩大了执行成本和价格波动幅度。噪声交易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不大。噪声交易使实际价差缩小,进而削弱了市场有效性。由此可见,噪声交易是一把“双刃剑”,只有继续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增强价值投资力量、引导长期资金入市、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交易监控,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股市的质量。

二、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一)主要创新

本文在系统回顾了有关噪声交易与信息不对称、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等市场质量指标之间的经验关系文献后,对已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利用和创新,进行严谨的计量分析。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针对噪声交易难以度量的特殊问题,根据De Long 等的理论,将Huang Stoll 以及Berkman Eleswarapu 的实证方法结合在一起,通过行业、规模、财务杠杆和账面值—市值比配对的方法,建立起32 家上证50 成份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样本,然后运用回归分析,剔除单个资产收益率所含有的基本面因素,再通过与基本面正交的收益率方差衡量噪声交易,首次估计出我国股市噪声交易的高频时间序列。二是针对我国股市实行指令驱动交易制度、市场上没有做市商的实际情况,利用并调整Stoll 的方法,重新计算符合我国股市微观结构的买卖价差和实际价差,首次系统构建出包含信息不对称和有效性在内的市场质量指标,从而拓宽了国内学者在市场微观结构方向上的研究视角。三是针对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具有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建立起一个不受先验理论支配的动态计量模型,然后运用合理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首次通过严谨的定量研究,揭示出我国股市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之间的经验关系。

(二)学术价值

与信息相对,噪声是指和价值无关但可能影响资产价格,致使资产价格非理性变动的错误信息。噪声可以使资产价格偏离资产的均衡价值。把噪声视为真正信息进行的金融交易就是噪声交易,进行这种交易的人即为噪声交易者。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处在由散户博弈向机构博弈过渡的时代。噪声交易者根据逐渐扩散出来的难辨真假的内幕消息频繁地进行交易。本文研究的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主题。本文指出噪声交易增加执行成本并扩大价格波动幅度,对市场质量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证交所可以在维护市场流动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改革价格发现机制,以控制噪声交易,根据VAR 模型和Granger 因果检验的结果,我国股市的噪声交易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受市场波动性、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影响不大,因此控制噪声交易不能仅依靠改革价格发现机制,还要不断改善投资者结构。同时,必须严厉打击和处罚造假的上市公司,提高上市公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投资者和高管人员的守法意识并减小政府政策性因素对股市的影响,以推动广大投资者重视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资产基本价值的分析,减少市场上盲目的从众和跟风行为。本文的理论创新,凸显了本文的学术价值,本文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制度的现状,首次估计出我国股市噪声交易的高频时间序列,全面系统地建立起包含报价价差、实际价差、信息不对称和波动性在内的市场质量指标并深入揭示出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经验关系。该成果的学术性较强、特色较明显,将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研究方法

本文构建了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的度量指标,并运用科学合理的实证方法分析了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的实证关系。

(一) 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的度量方法

1.噪声交易的度量方法

噪声交易者对信息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导致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且噪声交易者比例上升,资产预期收益就提高,收益波动幅度也随之扩大,因此本文根据De Long 等的理论模型,采取以下步骤从单个资产收益率中剔除基本面因素,通过与基本面正交的收益波动衡量噪声交易。

首先,本文从深圳国泰安公司的CSMAR 数据库中选取2000 年底前在上交所上市的562 家公司为基本研究对象,根据行业、股价、规模、帐面值-市值比和财务杠杆最匹配的原则,通过公式计算Y值并选择控制样本。其次,本文从CSMAR TAQ2CS 高频交易数据库中选取研究样本及其控制样本在20027 1 日至2003 6 10 日间的分笔和分时数据,以此计算各样本股收益率的高频时间序列。最后,在假设噪声交易与基本面因素无关的基础上,本文根据De Long的理论模型及Berkman Eleswarapu 的思路,通过线性回归,估计出噪声交易高频时间序列。

2.市场质量的度量方法

针对价格波动幅度,本文用成交价的相对变化衡量日内价格波动性。交易成本包括确定性成本(如委托费、佣金、印花税) 和不确定性成本两部分。不确定性成本又称执行成本,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供需不均衡时投资者买卖证券的风险补偿,一般由买卖价差衡量,与市场流动性密切相关。本文使用相对买卖报价半价差( relative quoted half spread),作为衡量交易成本和流动性的一个指标。鉴于交投活跃程度与流动性密切相关,本文使用换手率作为度量流动性的另一个指标等。

(二)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的实证分析

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噪声交易和各类市场质量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等。而且本文还建立起一个动态的向量自回归(VAR) 模型,使噪声交易与市场质量均为内生变量且取决于相互之间的滞后项。同时本文使用最大似然法,通过GAUSS 计量软件的BHHH 运算程序分别估计出32 家样本股的VAR 模型参数,发现了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之间的经验关系。

四、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鉴于我国噪声交易和市场质量之间的经验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交叉性问题,国外没有最新的可供参考文献,国内更缺乏同类学术著作,作者尝试了创新,坚持学术上的严谨性,依据大量英文原著,广泛参考国内外的学术成果(包括作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大量成果),学术影响较大。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颇具规模,但长期以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中小投资者(散户) ,因为市场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我国的个体投资者(俗称“中小散户”)中的大多数就成为噪声交易者, 噪声交易者投资绩效水平低,通常是以资本利得为目的的短期投资,这类交易者往往不会起初就找到最优交易策略。他们不断地将“噪声”有意和无意地扩散、传播,使得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噪声交易行为格外明显。噪声交易者根据逐渐扩散出来的难辨真假的内幕消息频繁地进行交易,比如,我国A股市场就常有某个股票“朦胧利好”消息的传播,即使这个股票完全没有投资价值,投资者也纷纷盲目从众买入,最后不得不在高位套牢。机构投资者占有资金和信息优势,具备在大量信息中区分噪声和信息的能力,但他们只是我国证券市场上相对缺乏的仅有的理性投资者。而且,有少数机构和个别上市公司还联手有意制造噪声,利用噪声进行套利。可以说,中国股市的一级市场是制造噪声的股市,二级股市是由噪声主宰的股市。本文是基于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提炼而成的,其中对噪声交易及与流动性、波动性、信息不对称和有效性等市场质量指标之间的定量分析包括了作者本人的一些新见解或新观点。通过这些富有探索性的内容,我们可深入了解相关的核心理论观点,而且能进而思考有关噪声交易的前沿课题。本文不仅广受同行好评,而且得到有关机构和证交所的欢迎(具体对有关政策提供的贡献不详),这在我国是很难得的。这些情况表明,本文既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也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5、“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高级论坛

成果形式:学术会议;成果完成人: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暨南大学金融系;成果来源:会议相关资料、《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次危机从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危机开始,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股价、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等剧烈波动,其发展速度和影响程度大大超出人们原有的预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顺应形势,稳定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此背景下,由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暨南大学金融系共同主办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高级论坛于20081221在广州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和80余名师生集聚一堂,就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本次会议具有以下特点:

一、规格高、影响大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支持。广东省副省长宋海专门为本次论坛发来了贺信,宋省长对本次会议的召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宋省长在贺信中指出,应对金融危机,不仅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更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重任。暨南大学金融学具有悠久的传统,金融研究所、金融系长期关注金融创新实践和金融理论动态,积累了丰厚的学术基础。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蔓延的情况下,举办这次高级论坛,汇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同行一起交流切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宋省长表示,相信通过这次高级论坛,通过大家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规律研究心得的交流,能够为政府完善决策出谋划策,为全社会认识金融危机的本质提供智力支持,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早日复苏。

暨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胡军教授出席了本次论坛,并代表学校致词。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白钦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锡良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博士生导师郑振龙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邱兆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仁贵教授,湖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胜刚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副局长孟建波,中山大学行为金融与金融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陆家骝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凌江怀教授,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原主任、博士生导师曹龙骐教授,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刘少波教授,暨南大学金融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王聪教授,暨南大学金融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蒋海教授,暨南大学金融系博士生导师何问陶教授,暨南大学金融系博士生导师苏冬蔚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李东辉博士等。

二、学术成果丰硕

大会围绕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等议题进行了13场主题演讲与主题评论,席间各种观点纷呈,彼此交锋频仍,产生了一系列卓有建树的创新观点。

(一)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尽管国内外学界和政府对此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释,但可能只是直观的、表面的问题。危机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大大超出了人们原有的预期,说明其中一定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原因,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深刻、更为审慎的分析。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指出,次贷危机仅仅是一个表现和表象,而不是本质和实质,次贷危机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郑振龙教授认为,人类本性中的自私、贪婪、恐惧才是这场危机真正的罪魁祸首。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徐诺金博士等认为,这场危机是“特里芬困境”的必然产物,是全球化对国际统一货币的需求与主权国家货币行使世界货币职能矛盾的集中反映。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孟建波则认为,此次危机的爆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相互倾轧的政治生态。

(二)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的影响

与会专家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欧盟、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均不同程度下滑,金融危机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对于普遍存在的“50年一遇乃至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观点,厦门大学郑振龙教授持不同看法。通过比较20世纪以来全球四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损失程度以及1929年以来美国股市走势,他认为这次危机并非50年一遇或百年一遇,而是30年一遇。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与会专家认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下滑的冲击。暨南大学苏冬蔚教授预计明年通胀将有所减弱,但压力依旧较大,经济增长形势不容乐观。暨南大学王聪教授预计未来两年广东的外经贸形势将面临严峻考验,其后续影响是企业效益下降、亏损增加、失业增加、各种社会矛盾凸现。暨南大学刘少波教授认为,应充分估计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间接影响。如若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局部、甚至全局性的中国式金融危机。同时,与会专家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只是中国经济困难的次要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势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三)关于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与会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仍表示乐观。会议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良好,如果措施得当,中国或许将先于全球经济走出低迷,成为引领全球未来增长的主导力量。会议指出,一方面,中国应采取和落实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将稳定就业、保障增长和促进转型密切结合;另一方面则应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以积极稳健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具体而言,与会专家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是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从目前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来看,必须把充分就业摆在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邱兆祥教授提出了改善就业状况的新思路:一是建立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长效机制;二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基数;三是保留和发展一些较低层次的中小企业,避免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放弃就业。

二是启动内需是关键。针对这个问题,会议形成了不同意见。邱兆祥教授等认为,与刺激投资相比,刺激消费更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应是刺激消费。徐诺金博士则认为,以提高消费率来降低储蓄率,方向是正确的,但政策是无效的。在我国消费率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刺激内需的重点应是刺激投资,以达到现阶段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深圳大学曹龙骐教授等认为,从我国目前的收入结构来看,应刺激消费与刺激投资并举,否则将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形成大量资源浪费。

三是着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保增长、促内需必须立足于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这是既是促进中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又是各项政策有效实施的基本保障。邱兆祥教授认为,只有还富于民,才能提高整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并增强消费拉动经济的能力,真正形成消费投资均衡发展的良性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步发展。徐诺金博士则呼吁,应尽快改变城乡二元格局,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协调的各项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涵盖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贫困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

四是经济转型势在必行。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迫在眉睫,经济增长应转变为依靠国内需求的增长模式。华南师范大学凌江怀教授认为,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苏冬蔚教授也认为,从过度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是中国未来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是积极稳健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与会专家认为,长远来看,应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与各国合作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徐诺金博士主张,当前应以“危机”为“契机”,加强与美国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协商沟通,积极参与各国金融体系的救助和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灾后重建。在此过程中,应适时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曹龙骐教授建议,在推行人民币区域化的基础上,部分亚洲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亚元区。湖南大学杨胜刚教授则认为,由于亚洲国家缺乏统一的宗教和文化认同感,建立亚元或世界元都不现实。他建议在小范围的实验区域内统一货币或建立亚洲美元市场,既可以维持现有货币架构,又可以使人民币在定价方面有一定话语权。

此外,会议还就中国金融开放、外汇储备、经济学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

 

三、社会反响良好

经过为期一天的积极交流和充分讨论,会议的全部议题圆满完成。整个会议充满了理性的思辩、观点的交锋和智慧的激荡,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场气氛相当热烈。

与会专家对会议的成功举办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的成果,盛赞了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和暨南大学金融系对此次研讨会的周密安排和精心准备。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本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他们指出,研讨会以简约高效的形式、丰富全面的内容让国内外金融学领域的专家们集聚一堂,畅所欲言,是一次互相对话、互相学习、共同促进的学术盛会。白钦先教授称赞“这是一场专业质量很高的大会”,郑振龙教授认为,此次大会为学界提出了许多非常前沿的研究话题,对于推动金融危机问题的研究,加强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与总结,因应全球化形势开展金融危机应对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会议也吸引了暨南大学众多师生,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师生们普遍认为,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金融学大师们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而且让他们接触到了一些新视角、新领域和新方法,对于开拓研究思路与视野大有裨益。他们表示,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不可多得的交流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

2009年第3期,国内权威刊物《经济学动态》发表了根据本次会议撰写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研讨会综述》,全面介绍了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

 

 

 

 

 

 

 

 

 

                     学术交流

 

1. 主办高层次学术会议,为国内外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基地先后主办了3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及多次小型学术会议。

120066月:“2006金融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多个国家和国

35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就金融工

程的热点问题及在中国的应用,展开了热烈讨论。

220073月:“中日经济金融合作研讨会”,来自日本立命馆大学、

日本兵库县立大学、日本桃山学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学者与国内学者共

60余人,就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日经济金融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

效的学术探讨。

3200812月:“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高级论坛”,国内二十

多位知名学者(包括3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人

民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监会广东银监局的领导及暨南大学师生共90余人出席

了此次会议,主管全省金融和教育事务的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博士专门为会议发

来贺信。此次会议在全球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对中国的影响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召开,与会者深入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实质及其对中国已经产生和可

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这次会议的观点综述已

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三期发表。

2. 将国内外学者“请进来”。

为充分发挥基地的学术交流窗口和交流平台作用,本基地积极采取“请进

来”的方式,广泛邀请国内外学者前来作学术报告、学术访问、学术交流和参

加学术会议,先后共有90余人次,如两届美国总统的金融顾问、美国Auburm

大学James Bath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中国人

民大学黄达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教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大学姜波克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厦门大学郑振龙教授,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吴仰

儒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Thomas Rawski教授,等等。

3. 基地人员 “走出去”。

本基地通过经费支持等方式,鼓励研究人员“走出去”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建设期内,先后有27人次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大学、奥本大学、夏威

夷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首都大学、立命馆大学、神户商科大学、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韩国釜山大学、台湾、香港、澳门地

区的多所大学等,做访问学者、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有80余人次参加

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或应邀作学术报告;基地人员还经常参加省内的各种学术

活动。

4. 定期举办学术沙龙。

为了活跃基地内部的学术气氛,强化基地人员之间的学术联系和学术交

流,把握学术研究前沿,构建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平台,本基地定期举办“暨

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学术沙龙”,已形成一个制度化、经常化的学术平台。

 

 

 

 

 

 

 

 

 

 

 

 

 

 

 

为社会服务

 

1.主动承担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委托研究课题。

近年来,本基地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22项广东各地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咨询研究项目,包括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广东股份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研究》和《广东省金融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广州市金融业发展规划》、《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发展规划》、《佛山市金融业发展规划》、《南海区金融业发展规划》、《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人才保障规划》、《设立广东先进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研究报告》、《广州金融产业定位和功能区发展研究》、《美元汇率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广东外经贸的影响及对策》等,获得研究经费220万元。

2.积极为政府和企业建言献计出谋划策。

1)本基地人员经常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各种咨询研究报告。先后有32份报告被政府和企业采纳,如何问陶教授三年来先后向省政府提交了12份研究报告,多篇获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直接批示和肯定,其中,“新形势下金融风险及防范对策的思考”,得到汪洋书记、宋海副省长的高度重视,这篇建议同时送中央统战部六局;“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已由国务院参事室单独编辑送中央有关部委;“跳出传统‘金融中心’思维模式,立足创新促广东金融发展”的建议得到黄华华省长的批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广东新农村建设”由万庆良副省长作了批示。王聪教授等的“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估及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被国家社科规划办编入《成果要报》,供中央领导参考,等等。

2)本基地人员经常应邀参加政府和企业的各咨询会议。如刘少波教授近三年应邀参加了一系列高层次咨询研讨会议,如由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建设广东金融强省规划座谈会”、由省政府金融办主办的“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冠名仪式暨高峰论坛”、由省政府办公厅召开的“广东省产学研结合投资基金座谈会”、由广东省政府主办的“2007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由广州市张广宁市长主持召开的“建设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座谈会”、由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组召开的“粤港澳合作问题调研座谈会”、由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召开的“金融调控调研座谈会”、广东省财政厅召开的“广东双转移专家座谈会”等。

3.担任政府或企业的顾问。

本基地有多人分别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肇庆市顾问、广州市人大财经委监察专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或顾问。

4.吸收实际工作部门人员参与基地学术活动。

本基地也经常邀请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员参加由基地举办的学术会议、参与课题研究或前来作讲座。基地建设期内,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员先后有20余人次参加由基地举办的学术会议、有16人次参与基地的课题研究、10余人次前来作讲座。

 

人才培养

 

1.着力培养和造就一支中青年骨干研究力量。

建设期内,先后有1人晋升教授、4人晋升副教授、1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评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4人评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2人评为“珠江学者”、3人评为博士生导师。

2.大力培养研究生。

本基地依托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金融学”、“公司金融与投资学”两个专业博士点以及“金融学”硕士点,培养了大量博士生和硕士生。建设期内,“金融学”和“公司金融与投资学”两个专业共培博士研究生60多名、硕士研究生280多名、研究生课程班160余人;此外,有3名博士后出站。

3.为政府和金融机构进行人员培训。

12007年和2008年,本基地人员承担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委托暨南大学举办的两期“资本市场与金融服务研讨班”的授课任务,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均为全省地级以上市分管金融财政工作的市领导和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两期的参加人员共80余人。

22008年,本基地人员承担了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第九期联社主任培训班”和“广东省农村信用社第十期联社主任培训班”的授课任务,参加培训的学员共90余人。

 

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

 

1.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

建设期内,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共召开了 5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在基地学术研究方向的把握、中长期研究规划的审定、基地重大项目和公开招标项目的评定、参与基地重大学术活动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2.制订基地内部管理制度。

按照省基地的建设要求并结合自身情况,本基地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包括:《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章程》、《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管理制度》、《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科研工作管理制度》、《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图书资料管理办法》、《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档案管理制度》、《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学术会议备案制度》、《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工作简报制度》、《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招投标课题管理办法》等。

3.积极探索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共建基地的新路子。

基地先后与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美国郑和地产有限公司、广东银监局等机构,探讨过合作事宜,有的已在实施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1.虽然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这方面的步子还不够大,探索力度有待加强。

2.校外人员的驻所研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安排,由于受住房、工资待遇、经费支出等方面的制约,校外人员的驻所研究很难大力推行。

3.虽然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高级别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诸如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这类重大项目,尚待突破。

基地动态

 

苏冬蔚教授受聘为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96月,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广东省高等学校2009年度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名单,我所苏冬蔚教授入选。

苏冬蔚教授主要从事金融市场微观结构和公司金融等方向的研究,2003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6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计划,是广东省教育厅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科教兴粤”和“人才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加快广东省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促进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成长,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提高广东省高校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自1999年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计划实施以来,全省已有26人受聘为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地三项成果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9612,广东省2006-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有三项成果获得一等奖,分别为:

刘少波教授的论文《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发表于《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王聪教授等的论文《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结构研究》(发表于《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韩兆洲教授等的著作《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障――广东最低工资调研与统计测算模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20064月出版)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是广东省政府奖,是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每二年评一次。本届共评出优秀成果175项,其中一等奖29项,二等奖46项,三等奖100项。

苏冬蔚教授获2009年度全美华人金融协会(TCFA

最佳论文奖

 

 20091114,全美华人金融协会(The Chinese Finance Association,TCFA)第15届年会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安盛中心(Axa EquitableCenter)隆重举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弗兰克林-艾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熊伟教授、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博士、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周皓博士、中金公司黄海洲博士以及来自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花旗银行、高盛集团、摩根斯坦利、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及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和实业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会上颁发了2009年度全美华人金融协会最佳论文奖,苏冬蔚教授和加拿大布洛克大学何众志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市场操纵与价格惯性:来自中国证券市场行业收益率的经验证据"荣获投资学最佳论文奖,奖金1500美元。这项奖励的获得对提高我所的国际知名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全美华人金融协会的前身是中国留美金融学会,于1994年在美国成立,协会现有1500多名会员,分布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会员包括世界各大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和金融咨询服务公司的研究人员和经理、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精英、主要学术研究机构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其他志愿从事中美金融合作和交流的专家人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王江教授担任协会顾问。全美华人金融协会自2006年起设立年度最佳论文奖,由来自中美著名高校、美联储和花旗银行等机构的10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分别对投资学和公司金融学两个领域的2-3篇优秀论文予以表彰和奖励,旨在推进国际学术界和实业界对中国金融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金融研究所学术沙龙一年回眸

 

期数

主题

主讲人

1

上市公司大股东激励问题

刘茂平博士生

2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三方博弈分析――基于显性监管与隐性监管结合的视角

芦峰博士生

3

我国市政债券发债主体资格认定标准研究

倪泽强博士生

4

中小投资者保护指标体系研究

孙云玉硕士生

5

控制权私利研究进展

李海生博士

6

资产注入与大股东侵占

王蕾蕾硕士生

7

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李丽芳博士

8

Large Foreign Ownership and Firm-Level Stock Return Volatility in Emerging Markets

李东辉博士

 

   为了给本所科研人员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学术氛围和不断推动科研和创新能力,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200812月正式启动学术沙龙活动。一年来共举办了八期,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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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金融系李东辉博士作主题发言

英国天富国际资本林华先生一行到访基地

 

200976,英国天富国际资本――科创及发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牛津剑桥弧区――中英合作局董事林华先生一行3人到我所进行交流访问。双方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海外上市融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地交流与讨论,并就双方共同举办论坛、开办培训班等合作事宜进行了初步沟通。

通过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在中国目前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海外上市融资比内地上市融资门槛更低、成本更少、效果更好,能够较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问题。双方表示,海外资本市场潜力巨大,官方和学界都应该为中小企业海外上市融资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智力支持。

 

 

 

 

 

 

 

 

 

 

 

 

 

 

项目与成果

 

我所获批两项2008年度基地项目

 

200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立项结果揭晓:

刘少波教授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体系研究――基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结合的视角》(编号08JDTDXM79003)获批200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

王聪教授的 《居民金融投资行为的理论与实证――关于增加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编号08JDXM79003)获批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我所获批两项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

 

2009214,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2008年度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简称“育苗工程”)项目立项结果,我所老师获得两项:

朱滔老师的《ST制度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编号WYM08049)。

叶德珠老师的《行为经济学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研究》(编号WYM08051)。

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简称“育苗工程”)项目,由广东省教育厅设立,旨在加快青年学术骨干的成长,鼓励支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提高其科研能力与水平。

 

叶德珠老师的论文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

 

叶德珠老师的论文《投名状VS污点证人制度——团伙犯罪刑罚设计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最近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二期上。该文以行为法经济学“短视”认知偏差模型对这种冲动的形成机制进行模拟,同时证明犯罪团伙在新成员加入时要求的“投名状”是防止成员日后招供和自首的锁定措施;政府当局实施的污点证人制度则是一种鼓励招供和自首的反锁定设计。以模型的技术结构和结论为基础,本文还对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团伙犯罪刑罚时间进行了评析,并就刑罚优化设计进行了讨论。

 

黄文青老师等的论文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

 

   《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发表我所黄文青老师等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研讨会综述》一文。该文从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等方面,对我所200812月主办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高级论坛”的主要观点作出了全面综述。

 

沈军老师的论文在《财贸经济》上发表

 

沈军老师的论文《金融虚拟性与金融体系效率—来自中国的实证数据》发表在《财贸经济》2009年第6期。该文首先提出了测算中国金融虚拟性的指标,接着测算了中国金融体系效率,对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虚拟性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该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虚拟性已进入上升期,中国金融体系效率总体偏低;中国金融虚拟性与金融体系效率不存在因果关系;金融开放提升了中国金融虚拟程度。

 

 

 

 

 

 

 

 

 

 

 

学术交流

 

刘少波教授赴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00932430日,刘少波教授应邀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金融危机与共同货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日本首都大学东京经营学系和宫川研究室主办,刘少波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学术论文,并以此为题作了大会报告。

图为刘少波教授在演讲中

黄文青老师参加“第五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

 

2009956日,“第五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举行。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黄文青老师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在“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主题会场作了题为《债权融资与公司治理关系研究》的发言。由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已成功举办四届,是公司治理与管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会议。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书记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侯云春副主任、天津市副市长杨栋梁、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袁力、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中国银监会等监管与政府部门领导,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等相关部门领导都出席了会议。来自美、英、澳、日、俄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著名大学和国际机构的公司治理知名专家,国内学界专家、企业家、知名商学院院长共400余人参加了本届研讨会。大会围绕中国企业改革30多年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公司治理发展在金融危机环境下的最新趋势与对策,并发布了新一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其评价结果与政策建议对于国家监管和企业决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黄文青老师参加“第六届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

暨第七届金融系统工程国际研讨会”

 

2009101011日,“第六届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金融系统工程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黄文青老师撰写的论文《上市公司债权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入选大会论文并应邀参会。本次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内著名高校发起组织,由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弘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承办。会议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工程与全面风险管理”为主题,探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寻求跨学科发展,以期寻找风险管理的未来。大会特别邀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教授做题为“风险管理的未来”主题报告,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250余名专家学者与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金融体系中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创新及其监管等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对于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促进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我所举办“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研讨会

 

20091121,“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金融系承办。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内10多所高校的金融领域学者、专家出席了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为期一天,与会者围绕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和交流。会议收到的论文和发言内容涉及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监管、资产定价、公司治理、公司金融等领域。

图为会议讨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91121,由暨南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联合主办,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与金融系承办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研讨会”在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82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发展。

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重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10多所国内外高校的40余位师生参加了会议。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教授,暨南大学社科处处长、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刘少波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蒋海教授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金融系副教授李东辉博士主持。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曲世友教授首先作了题为“异地上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异地上市可促使公司遵守更加严格的会计制度,更加严格的披露标准以及更加严格的会计制度,进而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任康钰老师则作了题为“次贷危机以来中央银行的作为----对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观察和分析”的发言。她认为随着次贷危机及之后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不断发展,对危机的研究也应从不同角度展开。由于中央银行是负责一国货币政策的政府部门,也是危机中能够做出比较迅速有力反应的机构,因此对中央银行的研究非常重要。她以中、美两国的中央银行作为观察对象,以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央银行在危机以来的行为,剖析并探讨了其原因和特征。

关于企业债方面的研究,南开大学的曾亚敏老师的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发展较好的地区,企业更容易获得负债、长期负债,而且企业可以使用较少的抵押物获得债务融资。华南理工大学的陈艺云老师则利用中国企业债券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中国企业债的违约风险问题,提出了一种在没有历史累计违约数据的情况下估计企业违约概率的方法。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违约强度主要取决于潜在的公共因素和公司具体因素,与发债期限的长短无关;而政府或银行的信用担保,将使企业违约动机增强。对于新兴企业与外部环境关系及由此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等问题。

武汉大学的潘红波老师从新兴市场中国企业有无政治关系这个新颖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相比于与官员无较多政治关系的公司而言,与政府官员有更多政治关系的公司银行贷款容易,控股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倾向较高,特别是在借贷市场欠发达地区这些差异尤为明显。2、在控股股东对小股东剥削倾向较低的公司中,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3、政治关系是一对小股东剥削的投资,也是一政治资本投资。

关于贷币政策有效性以及期货方面的探讨,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张勇老师以及来自复旦大学的赵鹰研则分别在会上以“银行非自愿超额准备金周期性波动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Futures Pricing, Participation of Speculators and Risk Aversion of Hedgers”为题发言,初步探讨了该方面的问题。

中山大学的张勇老师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研究”为题,阐述了我国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其再分配后出现的资金缺口问题。上海财经大学肖俊极老师则以题为“Are points like mone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eward promotion effectiveness for  multi-category retailers” 发言,向大家展示了他所构造和计算的“相对替代率” ,在研究价格折扣作为另一种销售形式的关系时,发现价格折扣和促销奖励积分可以相互替代。

重庆大学的黄潇老师发表了对中国收入流动性及其教育特征的看法,认为城镇的收入流动性大于农村。城镇具有高中、大学学历的群体不易陷入持续相对贫困且易于保持高收入。

本次研讨会为期一天,时间虽短,但与会者畅所欲言,整个会议过程气氛热烈,充满了智慧的思辨。

 

我所举办“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第四届亚洲经济合作与创新论坛”

 

由暨南大学、《经济研究》编辑部以及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学、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泰国国立NIDA大学联合主办,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和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承办的“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第四届亚洲经济合作与创新论坛”,于2009 12 5 日至7 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

大会收到来自美国东伊利诺依大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学、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泰国国立NIDA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银监局等国内外重要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大专院校专家学者的110余篇稿件, 30余位外国专家和60多名国内学者围绕金融危机影响与金融改革、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东亚经济合作与结构转型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

图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黄有光教授在演讲

 

 

“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第四届亚洲经济合作与创新论坛”观点综述

 

一、金融危机的挑战与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

在主旨演讲中,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莫纳什大学教授、暨南大学荣誉教授黄有光先生对传统的货币中性理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新古典完全竞争的理论框架下,货币是中性的,增加货币供给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变量,只会影响价格,名义需求变动不会影响到实际产出和就业,因此金融危机并不重要。但如果厂商是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下,货币学派的结论就不能成立。按货币主义的结论,经济危机中名义总需求的下降不会影响总产量,也不会影响就业水平。而事实上,经济危机中名义总需求的变化会影响产量和就业率。因此金融危机是重要的,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来加以解释。黄有光教授还赋诗一首《七律.2008美国金融危机》:股暴债增全世惊,大国何奈逆时情?沙滩懒汉梦双艳,学府专家寻万灵。联储频频降利息,财局屡屡减租金。药膏万亿如何贴? 强美辉煌不再行!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教授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指出,金融危机给经济金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与机遇。她认为实业资本(FDI)与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在全球流动时在投资目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引发的结果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实业资本的流入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结论,对于金融资本不能完全成立,至少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证明。金融资本追求高风险和高收益,它不是通过投资实业、创造实业财富的增长来获取资本的社会的平均收益,如果金融资本过早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多半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日本立命馆大学劼副教授构建模型分析了那种没有任何明显理由发生的市场崩溃现象。他提出个体投资者存在某种最低抵御线,一旦资产价格跌过这个底线,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会急剧下降。因此在他的模型中,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资产供应等方面有一个较小的不确定变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崩溃。他的模型显示,在市场溃败之后,资产价格会在低位徘徊并且具有比溃败前更加高的波动率。

暨南大学莫扬老师认为窖藏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基于CCAPM模型风险报酬仅来源于与消费波动相关的风险这一结论,永久性窖藏作为一种消费品也应当获得风险溢价。因此,股权溢价应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于消费的风险溢价,另一部分是基于窖藏的风险溢价。他用一个交换经济的模型证明了这一结论,并以美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基于自然储蓄的风险溢价的存在,以此可缓解CCAPM模型遭遇到的实证难题。

广东金融学院梁涛老师在分析衍生金融工具给现代公司理论带来的挑战时指出,传统上公司法以股权至上为基本原则,并为此进行了系列制度安排。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股票与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蕴含的收益与风险要素得以重新打包组合,满足投资者个性化需求。但是附着在这些原生金融工具上的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却未能完全一一对应地转移,使得股权与债权的界线逐渐模糊,形成公司法对投资者保护的缺口。公司法应该对这些新型的交易关系进行确认,调整保护对象和范围,容纳更多与公司发展攸关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暨南大学叶德珠副教授从消费文化与消费行为偏差的角度切入讨论了金融危机根源。他提出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框架下,可用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因子对消费文化进行经济学技术表达,自我控制不足代表欧美消费文化,自我控制过度代表儒家消费文化。这两种认知偏差都会使居民长期消费计划与实际消费选择产生时间不一致,可逻辑一致地同时解释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两类消费现象。在模型结论基础上,利用全球48个国家3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表明自我控制认知偏差程度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东亚国家刺激内需政策应该跳出传统财政补贴思路,针对消费认知态度进行干预才可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二、亚洲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教授在着重谈到了目前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好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好的争论。虽然在一个完全自由贸易的理想世界中应该是全球性的合作,没有必要进行区域合作;同时人们担心过多地强调区域合作关系,可能会对贸易秩序造成新的扭曲。但是,在金融危机来袭后,有效的区域合作却能迅速地抵御经济下滑风险。特别是,当前即将启动的中、日、韩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并未得到重视,这个自由贸易区将是下一个高速增长的黄金区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教授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他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美欧的过度消费和东亚的过度储蓄与生产。在后危机时代,由于美欧消费需求减弱等种种原因,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必须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型。但每个东亚国家要想单独实现经济转型均十分困难,由于东亚经济的多样性和贸易创造效应等因素,通过经济一体化可以更好更快地促进东亚经济向内需主导型模式的转换。

韩国釜山大学Lee Hye Yong教授比较了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特点。他认为政府资本的边际收益要远小于私人资本边际收益,两者在泡沫后要比泡沫前低得多。特别是在危机后,政府资本边际收益是负的。在泡沫后期,私人资本基于空间效率进行配置,而政府资本则依据空间公平原则进行配置。

韩国釜山大学Lee Jiyeon博士分析了国家竞争力与该国管制水平之间的关系。用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竞争力受管制水平指数、人均GDP、研发投资等影响。因此需要改革那些阻碍合作的管制政策,实行更友好的管制政策对提高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

韩国釜山大学Lee Yeonjeong博士探讨了产业转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他以釜山市为案例,证明了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促进城市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去工业化或者说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倾向日益明显。他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服务业、再分配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发现后两者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正面作用,前两者关系则是负的。

另外,Luangaram教授、Luu Ggoc Thi Bich博士、Luquingan博士、Kim Gihong教授分别对泰国、越南、菲律宾、韩国等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进行了分析。

三、环境管制、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

日本兵库县立大学北野正一教授指出,由于资源的稀缺,未来一些战略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率的顺序会表现为:石油、牧产品、谷物、木材、工业品。今后中印等国经济增长会推高这些工业原材料的价格,从而增强林地、农业、草地到饲料用农地的转换压力,导致有机物生产力的下降,导致沙漠化,为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应导入农、牧、林复合经营模式。

美国东伊利诺依大学的李惠副教授讨论了低收入国家的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她指出在低收入国家中,资源约束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低收入国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有效吸引外国投资。但如果资源来自于农业和食品,则资源与增长成反比。对资源的依赖会成为吸引FDI以至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即所谓的资源诅咒。

暨南大学的梅林海教授、范阳东博士从企业向自组织管理转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从培育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机制入手,探讨企业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内化途径;以培育与发展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为目标,建议综合制定环境政策,适应不同企业处于不同环境管理自组织水平的需要;根据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水平,相机抉择地实施不同环境政策,实现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

日本日命馆大学市川一夫教授探讨了21世纪在审计与会计系统中如何处理环境问题。随着环境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审计与会计系统也需要相应随之进行变革。需要考察企业或政府决策对环境影响的度量。需要重视和更准确测量企业行为对环境影响,从而更全面评估经济增长或商业行为的实际成本。

暨南大学王兵副教授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卢恩伯格生产率测度了节能减排下中国30个省份19982007年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份,并对影响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结论是:能源和水资源的过多使用以及SO2COD的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环境效率较高的省份均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高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市场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低于东部地区,节能减排对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排名有显著的影响;人均GRPFDI、结构因素、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对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江西财经大学杨飞虎副教授根据索洛余值法及C-D生产函数原理,细致地估算了1952-2008年间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及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人力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暨南大学刘逸琪等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8年—2007年间长三角16个城市的生产率指数,并在忽略和考虑环境管制等不同条件下对其分解因素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各种情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考虑实施环境管制后,不仅不会导致生产率增长的减缓,相反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且这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的提升。因此,将环境因素纳入决策者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与策略的考虑范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健康持续增长。

四、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与发展

兵库县立大学荻原教授讨论了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商业银行之间资金流动规律与启示。其实证分析表明在加入WTO后,四大国有银行成了资金的净借出者,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净借入者。不排除从四大国有银行流出的资金被用于高度投机,从而金融机构中介职能被削弱,这种状况极容易增加金融脆弱性。

泰国国立NIDA大学Jun Jiang博士提出了一个两时期最优分红决定模型,利用上海证交所和纽约证交所的数据进行了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影响最优分红决策的有六个因素:资本结构,企业分红增长率计划,市场回报,债务融资的税盾力度,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管理层的投资战略。

暨南大学杜金岷教授选取我国境内上市的七家银行,从赢利性、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经营效率、流动性风险以及成长性几方面、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这些银行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银行公司治理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董事会规模与银行综合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激励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健康副教授探讨了在有银行破产可能概率下的最优储蓄契约。教授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银行利用短期资产在不同时期转移资源以最大化其效益,而储户的福利也因此得到增加。

暨南大学蒋海教授从治理机制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最优激励设计问题。他指出,因受到严格监管,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及其激励契约安排与一般企业存在明显差异,两个最主要特征是多重委托代理和多任务性。在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框架下,他分析了银行治理中激励契约设计的最优条件和次优条件,并以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上市银行普遍建立起了与银行业绩挂钩的报酬激励机制,但忽略了与风险控制相联系的激励约束机制,上市银行在经营业绩和风险控制双重任务的选择上更加偏好前者而忽略后者。监管当局尚未建立起与风险控制相联系的正向和负向激励约束机制,这样的薪酬契约安排可能导致高管将过多精力放在经营业绩上,而忽视在银行风险控制的努力。

暨南大学梅林海教授、李坪博士运用经济动态效率模型理论,对广东省1992-2007年经济动态效率进行分析,发现广东经济整体上处于动态有效状态,但分地区考察则发现山区五市2003年以来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而这一状态随着广东“双转移”的实施将得到改善。

华南师范大学张勇副教授采用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的增长率作为流动性状态的衡量指标,运用动态模拟方法和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考察了中国商业银行系统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周期性波动情况和不同流动性状态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他的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在外汇占款、银行业贷款以及贷款利率的综合作用下,流动性状态发生了过剩与短缺之间的周期性交替转换,并且流动性过剩状态与短缺状态相比,货币政策传导的产出和价格效应均有所弱化。

暨南大学谭政勋副教授的对中国房地产投资泡沫和房价泡沫的实证分析发现,以2005年为分界点,中国房地产业投资和房价发生了结构性突变,从那以后中国住宅不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更具投资性甚至投机性的金融资产。他利用加入房价的IS-LM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价泡沫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消费投资失调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最后利用加权二乘法、分位数回归分析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仅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且随着房价的上涨,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

暨南大学沈军副教授提出,作为金融虚拟性的最突出代表,金融衍生品既有正向功能,也有负向功能,何种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存在何种金融生态环境,最终体现于金融效率。他进而提出了衡量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的指标、测算了中国金融效率,对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的效率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提升了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程度,但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的效率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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